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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灯永远照亮中国青运先驱吴振鹏烈士传 引言
雨花英魂长篇系列丛书-------
红灯永远照亮中国青运先驱吴振鹏烈士传
文/曹峰峻
引言
听吧
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
穿好军装拿起武器
共青年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
万众一心保卫国家
我们再见吧亲爱的妈妈
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
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
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再见了亲爱的故乡
胜利的星会照耀我们
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
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
每当耳边响起这首《共青团员之歌》时,我的思绪就会被带入艰苦卓绝的苏联卫国战争中,心情一次次被英勇的苏联共青团员们绝不向敌人屈服,保卫家园、热爱和平的心声所感动、所溶化。那激情的旋律、雄壮的节奏,让我无数次听到伟大的列宁主义青年团员们热爱家乡、热爱母亲,为了理想和正义敢于牺牲一切的内心。
青春找到了信仰的真谛,用生命捍卫信仰的忠贞。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之际,中央电视台推出《伟大的旗帜——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电视文艺特别节目》----情景对话《信仰·青春》,高度凝练了共产党人的青春群像。它以雨花台牺牲的团中央委员、宣传部长、青运先驱吴振鹏烈士的外孙黄品沅的视角,以“一个生者对死者的访问”的戏剧表现形式,告诉我们:是什么样的信仰,让有情有义的共产党人,甘愿付出青春和生命?36岁的恽代英,32岁的冷少农,28岁的罗登贤,27岁的吴振鹏和郭纲琳,17岁的曹顺标和石璞,16岁的袁咨桐……他们在敌人面前把信仰举过了头颅。虽然他们的青春没有来得及收获信仰的美丽,但他们用年轻的生命诠释了青春永驻的真实含义——坚守信仰,为人类的伟大理想而死,重于泰山。
这让我又一次对伟大的共产党97年筚路蓝缕、捍卫信仰,97年上下求索、苦难辉煌,97年革命建设、永远向前的伟大历程感慨万分,同时,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曾经在基层团高官岗位奋斗过多年的我,突然涌起要用手上的笔抒写用信仰指引青春方向的强烈愿望。
不知是哪位哲人说过,内心有使命感的人必将赢得机遇。果然,2017年7月,我有幸接受了江苏省委宣传部、省作家协会组织实施的“重大题材文学作品创作工程”--《雨花魂—雨花英烈纪实文学》丛书之《红灯永远照亮中国---青运先驱吴振鹏烈士传》撰写任务。
先烈吴振鹏的历史资料是令人震撼的,不光是他过早地参加革命,还有他一篇篇公开发表于中央党刊、团刊上思想闪光、目光犀利的檄文,还有他党团岗位交叉极富传奇色彩的经历,更有他为了真理面对敌人各种酷刑的坚贞不屈。
毫无疑问,每当我再次阅读吴振鹏事迹时,总能激起生命瞬间的灿烂。
生命是一种承诺,更是一种呼应。
事实上,自从承担了吴振鹏传记写作任务后,冥冥之中总觉得先辈吴振鹏每天都在鼓励我,于是那些坚贞与永恒的信念,让我的笔尖在纹路迂回的额头上纵横蔓延飞扬,于是那些生生不息的英雄故事怂恿我去剖析心灵深处的这块无法更改、无法回避的悲壮而激奋人心的土地及其全世界无产者的家国情怀。
采访第一站,我选择了四川乐山,前来拜访吴振鹏牺牲后一个月才出生的女儿,现龄84岁,参加革命工作以来一直致力于祖国教育事业的王行老师。
王行老师对我的热情接待以及声泪俱下而又激情昂扬的讲述,令我终生难忘,甚至某一瞬间的眼神、表情都令我铭记。
她在我面前排出三张黑白照片:第一张是父亲吴振鹏在国民党狱中“号照”,面容消瘦,神情却异常刚强。她告诉我说,她这个“遗腹子”一生都在追寻父亲的身影,长大后追寻父亲的精神。“我的父亲是千千万万雨花台烈士中的一位,在《中国共产党员革命英烈大典》和多本烈士传记中记载了他忠烈的一生”,她说,父亲的照片与她梦到的父亲一模一样。第二张是幼龄的她站在门口等待父亲归来的照片。她说,最小的时候,听大人们说爸爸到远方去了,有时候又说他到天堂去了,因为她太小,也不知道天堂在哪里,所以她就经常搬一个小板凳,在家里的门口坐着等父亲回来。第三张是一张3岁的她站在父亲的坟前照片。那是家里的长辈将3岁的她带到南京雨花台父亲的墓前,告诉她说爸爸就躺在这里面,当时她就哭天喊地地叫爸爸,但是得到的当然是无声的回答。
王行老师及其子女继承振鹏烈士遗志,真诚正心,报效国家的实际行动令人欣慰。王行老师先后在乐山市党团机关和中学校长岗位任职数十年,忠心耿耿,默黙奉献。退休后在市教育局关工委副主任岗位上,组建老教师文艺宣传队,以弘扬“雨花精神”为中心,为学生义演了十八年,被国家关工委评为“全国关心下一代优秀工作者”,所带团队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团中央、教育部、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司法部五部委评为“全国保护青少年先进集体”。爱人黄永桂,1948年参加革命的离休干部。历任中学校长、乐山市文艺工作团团长。王行的大儿子黄怡,是四川眉山市东坡区委副书记、区人大主任;二儿子黄品沅系中国当今影视实力派演员,成功地塑造了“范希亮”、“郭松龄”、“易学习”多个著名艺术形象;三儿子黄山是四川美术学院教授,国画系主任、博士生导师。长孙女黄苑,企业高管;小孙子黄丹,高校教师。第四代曾孙吴奕坤将满五岁。他们都秉承先辈精神形成的家风,追求真理,不忘初心。正如黄怡同志在外公遗像前书写的一首《祭外公》“年少求真理,祛雾振鹏飞。慷慨一腔血,后人铭丰碑”一样,坚定信念,立志报国!
在王老师家中,我看到了许多曾经与吴振鹏烈士出生入死的战友、共和国成立后任职党和国家重要岗位的相关老领导给王行的亲笔信,虽然时过境迁,但字里行间充满对吴振鹏崇高的敬仰之意以及得知王行是他唯一的后人的无限欣慰之情。
其中不仅有中央组织部、中央办公厅、中央军委、团中央以及江苏、江西、上海、安徽党史办的公函信,给王老师提供她父亲的事迹材料、著作出版情况和原作复印件;有向王老师证明当年与她父亲一起战斗、工作情况的老领导。他们是中共早期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曾经与吴振鹏在上海一起工作过,在中共三大、四大、五大、六大上连续被选为中央委员并当选为中共第三届*******,1928年后历任中央工高官,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党团书记的罗章龙;上海原副市长,国家原副主席***的父亲李干成;曾经是恽代英带过的黄埔第一批女学员,一直从事我党地下通讯工作的徐向前元帅夫人黄杰;早期参加革命,曾任上海市副市长,山东省委、安徽省高官处书记,教育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务的刘季平;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八七会议后,一度进入中央*****,成为主要领导人之一,解放后任*******的李维汉。
珍贵的书信落页般扫描着王老师起伏的情绪,我沉浸在其中,觉得每一标点都能点出一场惊心动魄……每一笔画都会呼出一组英雄精彩手势……
仿佛听到是自己多年要寻找的故事,仿佛是多年来一直在等待的一场英雄情结的悲壮,仿佛故事中血与火的较量考验的是自己的意志,仿佛历史的天空中交替隐现的英雄身后分明是自己的影子……
从四川回来,我立即整装前行,开始追寻烈士足迹的旅程。
采访的第二站,我来到了吴振鹏出生的安徽怀宁县和安庆,站在独秀山峦下那片人杰地灵却也浸透了共产党人鲜血大地上,我开始聆听到了孤儿吴振鹏苦难的脚步却不屈的声音,看到了少年吴振鹏初识共产主义的青春激情在安徽一师自由挥洒。
在那里,我拜访了安庆市委党史办、史志办、前身是安徽一师的安庆一中相关组织和负责人。为了更准确、更详细得到吴振鹏在出生地的相关资料,从安庆又去了合肥采访了安徽省委党史办、省史志办、省烈士纪念馆、省民政厅等单位。
沿着烈士的出征足迹,第三站我去了上海,顺着吴振鹏第一次来沪到达的第一站上海大学,今非昔比的学校大门、校园、围栏,我仿佛置身于吴振鹏当年因帝国主义侵占封闭了大学而让他投学无门的处境,听到了他背着沉重的行囊徘徊惆怅的叹息。然而,他没有沉沦,而是主动要求工作并在党组织安排下化名吴静生并以工人身份“潜伏”于一日资纺织厂从事地下组织工作。引翔港纱厂汽轮机的轰鸣,杨树浦码头罢工口号,曹家渡平民夜校上空的月光,苏州河边“青运四大金刚”弹拨起的袅袅炊烟,以及砖瓦房舍、弄堂小道,吴振鹏怀揣革命理想,组织青年工人宣传列宁主义的矫健身躯若隐若现……
在上海采访期间,得到了上海市委党史办、市志办、市档案馆、市总工会、团市委、杨浦区委等相关单位的大力支持。
第四站,我去了江西九江、南昌、瑞金等地,寻访吴振鹏1928年10月底奉命调入江西配合北伐、粉碎AB团、参与南昌起义相关组织和后援、指挥赣南秋收起义、冒着生死冲破敌人防线、跋山涉水寻找并给中央传递失联红军情报等英雄壮举……走访了九江市委党史办、民政办,江西省委党史办、团省委、民政厅、八一起义纪念馆等相关部门,得到了许多显为人知的珍贵资料。
站在古浔阳楼上,仿佛看到当年他和曾延生两位九江党团领导眺望长江晚景,茶聊宋江《反诗》,计谋反击国民党右派的生动图景。
在甘棠湖碧波荡漾中,仿佛还能看到在南昌起义前夕,在他指挥部署下,得到地方组织全力掩护的“会议小船”在朝辉夕阴、匡庐倒影中完成了“小划子八一决策”的光辉一页。
在南昌起义纪念馆,我看到了他与好兄弟、亲密战友袁玉冰共同主持、先后担任主编的《红灯》杂志。他亲自撰写的《杨花水性的姑娘》,勇敢地、猛烈地揭露在任江西省主席朱培德“礼送共产党出境”反革命两面手法,毫不由情地抨击了他貌似革命派的反动政治嘴脸;他在《红灯之下的蒋介石》一文中直接质问:“蒋介石还没有反动?”并直接揭露蒋是“督师北伐而变为督师屠杀民众的总司令”,“是党之贼、民之贼”,要青年认清蒋介石及其集团是“目前民众大敌,革命战线中的蟊贼!”呼吁人民“杀此蒋贼”!
站在由他亲自绘制封面的《红灯》杂志面前,我仿佛听到当年他高举杂志对青年团员们宣讲:《红灯》永远照亮中国,永远照亮着中国革命的前程。它的出刊宗旨就是在黑暗的中国大地燃起红色的火焰,摧醒国人、照亮大地、指引革命前程,最后让红灯的光芒永远照亮中国。仿佛能听到他面对敌人威逼,住院治疗期间,他对看望他的团员干部说,“即使暂时会停刊,但是永远照亮着的。”是的,他在《红灯》第14期上已经写上了“红灯是永远照亮着的!”
第五站,我又回到了上海,回到了吴振鹏在莫斯科光荣列席中共六大、参加共青团五大后奉命调往中央工作的白色恐怖的“上海”!
重返的上海在吴振鹏眼里或许瑟瑟,或许沉重,或许浮华,或许别致的韵味,但他内心充满的是永远坚守、永远的前进,永远的胜利!
这个时候的吴振鹏与其说他还喜欢苏州河船泊两岸,晨雾薄烟,缭绕又生画意,不如说他更喜欢河边灯泡厂炉火红映蓝天的气势,或许河岸再开一枝腊梅或是一朵梅花,也算随了他寒风中傲然独放的内心。
22岁重返上海,也是他革命生涯最后一站,在他短短的革命征程中,他从年少的共产主义“萌芽者”经过组织培养,成了一名自觉的共产主义思想者和党团组织的青年骨干,经过北伐硝烟的火练,“八一”枪声的洗礼,秋收起义的考验,逐渐锻炼成了一名勇敢的共产主义战士;再经过他自身不断的努力学习,以及上海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相关理论深造,加上先后参加全国团的四大、五大,列席了党的六大会议,重返上海的吴振鹏已经成了既有实战经验,又有思想理论高度、具有坚强意志的出色革命家。
在最后一站5年期间,他参与筹备并参加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中央总行动委员会大会、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并代表团中央在会上做了团工作报告;他参与了南京市委遭到几次破坏后的恢复工作,参与南京暴动两次指挥和督战,指挥了震惊全国的上海1928年“9.2”总同盟大罢工;在《中国青年》、《红旗日报》、《列宁青年》等中央机关刊上发表反帝反压迫的文学作品和一系列指导全国青年运动和武装斗争的理论文章;北上满洲,南下香港领导和指挥青年反帝爱国示威运动。他相继受命担任统领全国武装暴动包括红军作战指挥的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总行委委员、兼任总行委青年秘书处书记、上海工作委员会委员,管辖江苏、上海、安徽、浙江党组织的江南省委常委,被中央指定为与***、项英、***、任弼时、朱德等七人组成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至此,吴振鹏已经成为了中央领导核心成员。他不计个人得失,视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在中央撤往苏区工作基本完成后,在时刻面临被捕杀害的凶险生存环境中,带着重病主动要求坚持留守上海恢复和重建遭到叛徒和敌人严重破坏的我党地下组织,主动接受党中央对他的最后任命并在“中央巡视员”以及团中央委员、学运部长、宣传部长岗位上奋斗到生命最后一刻!
特别令人感叹的是,在他生命接近“零度”时刻,他用他生命内在最大的张力,用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的不可侵犯的神圣,蔑视了敌人,嘲笑了一切反动派……
这让敌人从来没遇见过的恐惧,连声称对付共党有着一整套成功经验的中统头子徐恩曾在他面前也只能黔驴技穷,不得不无奈地感叹:当时共青团中央及江苏省委曾经遭到叛徒、特务几次重大破坏,近30名重要领导被逮捕,被捕者后来大多都成了脱党、自首甚至成了叛变者,唯有吴振鹏坚贞不屈至死“零口供”。
“零口供”记录后来在封存的原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军人监狱政治犯档案中得到验证。
…………
在吴振鹏生命最后一站的上海,我感应着他85年前的足音,跟随着他的气息,我去了位于上海市兴业路76号(原望志路106号)的中共一大会址,我去了云南中路171号中共六大以后他经常去的中央政治局机关,我去了位于淮海中路567弄(渔阳里)6号他工作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我去了他经常组织青年工人“飞行集会”演讲示威的旧世界帝国工厂密切区,我去了外滩、福州路、淮海路、南京东路,能看见到他当年指挥上海总同盟大罢工的英姿,驻足仰望面朝滚滚黄浦江的外滩电报大楼,我还能从到响彻云霄的《国际歌》声中,看到他威严耸立在钟楼的红旗边抛洒传单、挥手振臂……
最后我来到黄陂南路,我尽管已经看不到原法租界上海宝贝勒路57号住所是什么模样,那楼下路边洗衣房喜欢与他归去打招呼的王阿婆,是什么时候突然觉得圣约翰大学的吴静生教授久久不归……?
我站在风中除了泪水模糊了英雄被捕的情景,模糊了那个身材挺拔英俊潇洒的青年革命家,在即将消失于这片场景时猛地回转身与我对望了一下,就像当年他混在巷口人群中与被捕的老汪深情注视一样,让我瞬间流露出对英雄被捕刻骨的悲痛,而他也像当年的老汪一样回复了我欣慰笑,那是鼓励的笑、坚定的笑、执着的笑……
是什么样的信仰,让有血有肉的共产党人,坚强忍受常人难以忍耐的巨大痛苦,面对死神的逼近表现得那么坦然,那么从容?
我突然明白,大千世界只为有人看懂微笑,读懂旗语,面对生命中的成功与失败,美丽与丑恶,幸福与苦难,成长与死亡,都有一种理直气壮的坦然!
是的,生命是互通的,生命中的每一点,幸福与痛苦,成功与失败,都一一联动。自从我开始创作先烈吴振鹏传记,我的心灵仿佛每天都在与他交流,每天都在经历灵魂的洗礼。当我沿着他的足迹以及史料上的记载,按照时间顺序一一对应查找、采记,原本神奇飞扬的思绪立即变成墨洒般的夜空,我常常在写作过程中被这伟大的沧桑以及某节血腥冷月细节弄得细数暗伤……想到他英雄殒如流星,为了人类幸福,自己生命却已远在自由的春天之外,甚至不能保护自己的未出世的孩子,每每想到这些,我几乎流下了男人不该流的泪水,但我一次次地提醒自己,我是英雄忠诚的聆听者,是他伟大灵魂追随者,我没有权利用自己思想的渺小来完成他伟大精神本质的皈依,我必须用与他同步的坚毅和刚强完成与他进行生命承诺的对话。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
伟大的青运先驱吴振鹏已经离开我们85年了,85年前的革命誓言已经激荡成革命怒涛,85年前《红灯》之火已经成燎原之势,它的确永远照亮着中国,85年前他信仰的伟大旗帜在猎猎召唤起无数青春的生命愿为共产主义理想永恒奉献。
听,85年后的今天,他的故事已经汇编成《相约第一百个春天》交响诗,用最抒情和最浪漫的诗句、最雄伟的旋律,跟随他的永恒期待展望中国共产党百年丰功伟绩,跟着他的灵魂回望一次又一次镰刀锤头的相约,鼓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青团员们的青春接力……
听吧,我又听到雄壮高亢的《列宁主义青年团员之歌》不时地响起,看吧,我又看到了伟大的青运先驱吴振鹏,他举着永不熄灭的“红灯”带领千万共青团员们正在勇敢出征……
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
穿好军装拿起武器
共青年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
万众一心保卫国家
我们自幼所心爱的一切
宁死也不能让给敌人
共青年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
万众一心保卫国家
我们再见吧亲爱的妈妈
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
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
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再见了亲爱的故乡
胜利的星会照耀我们
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
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再见了亲爱的故乡
胜利的星会照耀我们
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
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第一章 1. 孤苦童年 2.共产主义萌芽
红灯永远照亮中国青运先驱吴振鹏烈士传
第一章
1.孤苦童年
让我们从伟大的青运先驱吴振鹏出生地安庆市怀宁县开始说起吧。
美丽的怀宁县,隶属于安徽省安庆市,位于安徽省西南部、长江下游北岸,皖河下游。东临安庆市,西与潜山县、太湖县相连,北隔大沙河与桐城市相望,南与望江县相连。
怀宁是戏曲之乡、教育之乡、文化之乡,是“京剧之父”徽剧的发源地,京剧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中国地方剧种之首——黄梅戏的发源地,中国“长诗之圣”、千古爱情绝唱《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地。
怀宁历史上“文武双雄”,一个是才华出众的文状元刘若宰,一个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武状元王来聘;怀宁物华,这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清代书法大师邓石如和他的六世孙、“两弹元勋”邓稼先;公认为朦胧诗人以后中国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的海子。
本书的主人公,伟大的青运先驱吴振鹏就出生于这块人杰地灵的土地上。
吴振鹏字翔云,笔名季冰、振鹏,在上海参加党的地下斗争时化名吴静生。1906年12月诞生於安徽怀宁(今安徽省安庆市)一个贫苦雇农家庭,母亲常年多病丧失劳动力,父亲靠卖苦力为地主当长工维持家里贫困生活,春播夏除,秋收冬耕加上东家临时派上的扛脚累活、杂役苦差,一年到头见不着父亲几次回家。吴振鹏幼年在缺衣少粮,极其贫寒中与常年多病卧床母亲相依为命。
母亲的病因无钱治疗,日积月累终于加重,4岁时那个临近春节的冬天,母子俩相拥着坐在风雪飘摇的门口等待带着工钱和粮食回来的父亲,吴振鹏看着几天不进茶水,脸色灰暗、两眼深凹的母亲哭得死去活来,母亲睁开眼睛时笑了一下,替他擦了擦眼泪示意他不哭,对他说:“小鹏,好孩子,不哭,我们一起在门口等你爸爸回来,他马上就回来了,回来就有好吃的,有好衣服穿了……”
直到吴振鹏在母亲的怀抱里醒来,父亲也没有回来,可是母亲的身子已经冷了,紧紧抱着的双手已经硬了……
从此,吴振鹏在父亲百般相求中暂跟着父亲在东家做童工,他又是一个懂事的孩子,为了报答父亲,让父亲在东家面前不为难,什么扫地、浇水、洗碗甚至到田野里放牛、放羊,力所能及的苦活、脏活他都抢着去干。
天有不测风云,6岁那年夏天,父亲已经中暑却要冒着炎热继续给东家在半山坡上犁地,终于身体敌不住一头栽倒滚落山崖。
满脸血污的父亲被无情地抬回家中,昏迷七天七夜后的弥留时刻,父亲睁开眼没有说一句话,只是吃力的抬起手摸了摸泪水满面的吴振鹏,并将吴振鹏的小手放在一直守在他身边的好友王先生手中,好心的王先生知道他的意思,就对他说:“放心吧,我会将小鹏当着亲生儿子一样抚养的。”父亲听了这句话后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转眼间,吴振鹏到了入学年龄,但收养他的王先生也是家境贫困,勉强糊口尚能维持,供上学的能力确实没有。王先生觉得吴振鹏不但好学懂事而且相当的聪明,平时在私塾学堂边上看过富家子弟写字,听过背诵,他回来就能在地上比划,就能模仿摇头晃脑的背诵一番,有过目不忘之才,听音能复之功。因此,王先生怕不送他上学会误了他前程,也对不起好友相托。他听说省苦儿院收养孤儿并有识字开文学习教育,他便于1917年4月将他送至皖省苦儿院收养。
皖省苦儿院属于省慈善救济委直属单位,属于省财政全额拨款单位,因此省苦儿院院长这个位置在北洋政府时代非军阀权贵看重的人莫属。果然,这个院长就是省民政厅长的内弟,他不但克扣孤儿的正常生活经费,还剥削孤儿的劳动力。在这位贪婪的院长主持下,苦儿院院规极其严格,近乎苛刻。孤儿们学习之余还要劳动,为院办的小工厂加工产品,稍不注意做得不到位就要被体罚,体罚的程序近乎野蛮,生了病不到严重得起不来是不给治疗的。这一切在吴振鹏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伤痕,也萌发了他对旧社会的仇恨和反抗。
有一天,吴振鹏和同学们见院长、部分教师吃的是白米饭加5个菜,而孤儿们天天吃的却是霉米烂菜,这引起了他的注意。通过观察吴振鹏证实院长与部份教师饮食标准不是偶然一次不同,而是长期以往都存在不同,这让吴振鹏甚为愤慨,同时对这个社会阶级性有了初步朦胧的认识。
有了这样的思想,就有产生通过斗争消灭不平等的冲动。果然,在他策划提议下,他们书写了“反对炊白米者”的大字条并在院长、教师就餐的小食堂门前示威!效果当然是有的,但效果却又是有限的。院长暂时收敛了几天,孤儿们的伙食标准也相对稍微提高了半个月左右。之后,又恢复了往常,只不过院长与几位主任级的教师吃饭的地方移到了一小楼上,每次由食堂专人送上去。这让吴振鹏幼小的心灵又一次遭到打击,让他开始怀疑自己斗争方式的简单化,同时明白社会阶级性的复杂和顽固性。这种思想一直提示他必须找到一种行之有效的斗争方式彻底遏制住这种现象。
终于有一天,院里分小组通知了一则消息,省慈善委员会要来考察业绩,还要派记者来报道。
他想了一夜时间,到了早晨思维突然豁然开朗。
检查组来的前一天晚上,吴振鹏悄悄组织了十几个“铁杆苦儿”,悄悄写了大幅字条,每人分工藏一条衣服里。第二天早晨,当省慈善委员会的大员来到集中好的苦儿们面前,当院长开始兴高采烈地准备致欢迎词时,吴振鹏与站在前排的十多位苦儿突然同时从衣服里掏出一大幅字条并用双手举过头顶,刹那间前排一下子变成了“标语墙”:“反对院长独吃白米饭”、“反对院长虐待苦儿”、“反对苦儿院反动等级制”等,顿时院长惊慌失措,省巡查大员愤怒,记者兴奋拍照。
第二天,报纸一版将“反对院长独吃白米饭”照片刊登出来了,照片上举着大字条目光威严犀利的吴振鹏一下子在皖省成了万人瞩目的童星斗士!
此事影响极坏并惊动了都督,这名道德败坏、贪婪成性的院长终于被撤职查办。
这给了小小吴振鹏启迪了“大思维”:只有敢于斗争,才会争得应得的权利;而斗争只有采取有效方式,才会取得最后胜利。
也是从那以后,安庆当地举行的相关“斗争活动”都来邀请小英雄吴振鹏参加,甚至邀请他参与策划。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安庆广大青年学生在黄家操场举行集会,宣布成立安徽省学生联合会,吴振鹏被邀请参加并被选为最年幼的委员。
1921年4月,他参加了在安庆菱湖公园召开的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成立大会,并成为早期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之一。
1921年6月2日,他参加了安庆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发动的大规模的反对封建军阀的安庆“六二”学生运动和驱逐伪安徽高官李兆珍运动。
1922年夏,吴振鹏在苦儿院小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2.共产主义萌芽
省立一师是安徽青年学生革命运动的中心之一,它不但是吴振鹏共产主义理想真正萌芽和成熟的摇篮,也是吴振鹏开始共产主义革命航程的起点。
而党中央委派柯庆施来安庆恢复和健全党团组织,开展马列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共产主义青年运动,无疑是为吴振鹏真正点燃了他心中那股已经渴望很久的烈火,也照亮了他前方的路。
柯庆施是安徽歙县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在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1928年任中共上海闸北区高官;1929年后任红五军第五纵队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河北省委军高官;新中国成立后任南京市市长、江苏省高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南京军区政治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1965年4月9日在CD逝世。
1923年初,柯庆施受党中央的委派,到安庆恢复团组织工作,并为建立党组织打基础。当时安庆是安徽省的省会,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很多知识青年的思想和爱国热情都十分高涨。时任安徽教育厅厅长的江彤侯与柯庆施是歙县老乡,和***又比较熟,***于是写了一封信给江彤侯,请他为柯庆施找一个职业做掩护。其时陶行知推行的平民教育运动广为开展,安徽省教育厅里也设立了平民教育会,江彤侯就给柯庆施挂了个平民教育委员,住在教育会里。同时柏文蔚在安庆创办了《新建设日报》,经蔡晓舟介绍,柯庆施参加了该报的编辑工作,负责编辑副刊和国内新闻,这些对柯庆施开展革命工作都十分有利。柯庆施抓住时机夜以继日地工作,经常在报上转载《新青年》和党的机关报《向导》上的文章,宣传革命道理。《新建设日报》副刊办得尖锐泼辣,为广大读者所喜爱。柯庆施还利用教育会这个平台,团结了安庆、芜湖、蚌埠等地的一批进步青年,特别是安徽一师、一中、一女师等进步学校广大青年学生,组织民主研究会,向他们推荐和传播《新青年》、《向导》和他编辑的《新建设日报》,宣传周刊和小报,开展游行演讲等活动。
这无疑为当时的青年学生革命运动中心的省立一师打了一剂强心针,促使校内《新青年》、《共产主义ABC》、《唯物史观浅说》、《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刊广泛流传,学生思想活跃。吴振鹏在这样的读书环境中开阔了视野,除刻苦学习外,与另一位青年革命者杨兆成等进步同学经常探讨革命理论,参加反帝反军阀的爱国斗争,参加省学联领导的反对“姜案”正凶马联甲督办安徽军务和“废督栽兵”运动。
与此同时,吴振鹏、杨兆成等进步青年被柯庆施视为他来安庆发展的“火种”,是他重点发展和联络的革命组织中的新鲜血液。
1923年春,经柯庆施介绍,吴振鹏、杨兆成成了安庆地区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骨干成员。在组织的带领和柯庆施和指导下,吴振鹏先后参加了安庆“二七”惨案后援会以及省学生外交后援会的各项进步活动:示威游行、组织募捐、吁请声援、抵制日货等。
1923年秋,安徽省学联开展了反对当时“国会”贿选直系军阀曹锟做总统的运动。安庆的张伯衍、何雯等人在北洋军阀倪嗣冲督皖时,充当倪的忠实爪牙,依仗倪的势力当上了国会议员,后来又接受曹锟的重金贿赂,为曹锟贿选总统卖力效劳,引起公愤。在柯庆施策划和吴振鹏、杨兆成等骨干团员的组织下,通过安庆各校学生庆祝“双十节”结队游行的机会,发动声讨斗争。
双十节那天,安庆各界在黄家操场举行庆祝会。会后,在吴振鹏、杨兆成参与指挥下,安庆法专、一中、一师、皖江师专、一女师、女职等各校师生6000多人整队游行,取道吕八街,直趋状元街“猪仔议员”张伯衍的住宅。张家人见势不妙,立即将大门紧闭。吴振鹏指挥并亲自带领冲在最前面的学生队伍破门而入,捣毁门窗家具和花园陈设,将箱笼柜橱、衣物首饰、仓内积谷等物分发给贫民大众,还将张家后堂供奉的祖先牌位等物抛入厕所。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接着赶至西门城边另一“猪仔议员”何雯家里,采取同样方式捣毁何家物品。这场正义斗争的胜利使安徽各界人心大快,进一步激发了爱国群众的革命热情,同时也给张、何等“猪仔议员”及当地军阀官僚以沉重的打击。
事后,校方一直企图开除吴振鹏,但也一直遭全校师生的强烈反对,在柯庆施通过组织的声援下,一师师生举行了罢课示威活动,校方被迫收回成命。
对于安庆人民反对曹锟贿选的活动,***给予鼓励支持并于1923年11月16日,在中共中央机关刊《向导》第十六期上发表了《安徽学界之奋斗》一文,赞扬了学界的斗争精神,指出《猪仔》议员全国都有,独有安徽学界奋起惩戒《猪仔》议员,并对安徽知识界的斗争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安徽学界又算是全国之领袖”。
由于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国民运动中的中坚作用,被***所熟知的家乡吴振鹏、杨兆成等一批广大青年团员经受了运动的考验,马列主义思想、阶级觉悟和革命精神有了很大的提高,团的组织也发展到近百人,所以***不失时机地写信给柯庆施,指示他“可以在安庆建党”。
1924年春,安徽军阀高官马联甲移驻安庆,政治形势恶化,学生运动暂处低潮,党团组织也遭到破坏,许多参加团组织的青年被迫出走他乡。而吴振鹏与杨兆成等中坚骨干不畏反动当局的压制,5月9日,他们发动省垣各校学生举行国耻纪念活动,并分赴码头、商店检查,抵制日货。由於他在一系列反帝反军阀斗争中,热情勇敢、又擅文章、善演说,深为进步学生信服。是年冬,王步文等人回安庆恢复省学联时,吴振鹏被推为负责人之一。不久,安徽国共合作开始,他又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为党员最多的国民党安徽省立一师区分部的负责人。从1924年冬至1925年秋,他为安徽第一次国共合作积极工作并作出了较大贡献。
1924年3月,***派薛卓汉等来安庆对遭到反动军阀疯狂破坏的安庆党团组织进行第二次恢复工作,临来时***特地指示他要重视发挥吴振鹏、杨兆成等思想坚定、态度积极的中坚团员骨干带头作用。
恢复起来的安庆团组织(时安庆团组织受团中央和当地党组织的双重领导),吴振鹏为最初负责人。他与杨兆成等领导团员和进步青年开展革命活动,利用一师音乐教室旁的一个小院,设立社会科学图书室,陈列《共产党宣言》、《新俄国游记》、《社会进化史》、《向导》、《中国青年》、《赤都心史》等革命书籍,供同学借阅。吴振鹏还在同学中组织文艺团体《曦社》,并亲自主编《曦社》,扩大革命宣传,批判以尤开泰为首的西山会议派、黎衍庆为代表的国家主义派学生,与此同时,吴振鹏和杨兆成等人还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即马右键思学说研究会),在同学中推销《向导》、《中国青年》,并在校内办校设夜校,对校工进行教育,一边进行革命宣传。
1925年6月初,安庆获悉“五卅”惨案消息后,在安庆党团组织的领导下,成立“五卅”惨案安徽后援会。时为省学联宣传部主任委员的吴振鹏积极地参与并领导后援会的宣传和各项工作。他四处奔波,组织演讲团上街演讲,发动安庆女校师生演出话剧《弱泪》,演唱《新五更叹》等。这些宣传工作在发动群众、教育群众参加安徽“五卅”后援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使募捐钱物支援沪案工人、抵制日货、英货等“后援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是年夏,吴振鹏转为中共党员,同时,以优良成绩毕业于省立一师前期师范班。
1925年暑假,吴振鹏从一师毕业后,中共安庆党团组织根据中央指示意见结合他的表现和革命工作的需要,将他保送入上海大学学习。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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