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机关报谈影子公司：斩断政商勾肩搭背利益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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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中纪委机关报谈影子公司：斩断政商勾肩搭背利益链）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区长孙涛近期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孙涛长期滥用职权、借“影子公司”输送利益的问题也浮现在公众面前。

记者发现，近年来，在天津查处的市管干部涉嫌职务违法犯罪案件中，以“影子公司”谋取私利的现象时有发生。那么，什么是“影子公司”？对这一现象又该如何整治？

天津市国资委党委利用视频会议系统召开国资系统警示教育大会，深刻剖析严泽生、包立杰等国企一把手利用“影子公司”谋利违纪违法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国资系统党员干部敬畏党纪国法、强化自律意识、增强拒腐防变能力。

“影子公司”实质是政商勾肩搭背

多名参与相关案件查处的调查人员告诉记者，所谓“影子公司”，主要是指隐藏在党员干部身边，通过非正常政商关系，利用党员干部职权或者职务影响力谋取私利的市场主体。领导干部隐身幕后，或设置中间环节，“左手转右手”，或以经商办企、包揽工程、批发项目等形式，实现权力变现。

记者观察到，利用“影子公司”进行权力变现有三种常见形式。党员干部以亲属名义注册公司，前门当官、后门开店，利用职权或者影响力开展经营活动直接谋取利益。东丽区政府原副区长张洪宝的亲属注册多家公司，从事副食、文具、装饰建材等批发零售业务，在张洪宝的指示、“介绍”下，辖区内机关、国有企业和部分民营企业都从其亲属开设的公司采购商品，仅一家大型企业采购金额就达上千万元。

部分党员干部私下入股或入干股，滥用权力、帮助经营，从企业收益中获取利益。天津北方文创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总经理刘建超，借他人名义购买自己掌管画社持有的拱图公司股权，利用职务便利开展经营，通过所持股权增值获取巨额利益。孙涛明知党员领导干部不允许经商办企业，转而以亲属名义与他人合作入“干股”注册公司，向关系密切的民营开发商打招呼帮助“合伙人”承揽工程，以“分配利润”的名义收取好处费。

此外，有的干部与社会企业或其他市场主体保持密切关系，利用权力长期进行利益输送。天津市原城建委党委委员、巡视员（一级巡视员）、副主任刘翠乔，与多家“影子公司”保持超过10年以上的密切关系，在审核建筑承包资质、承揽项目工程等多方面进行帮助，并长期以节假日或者子女出国等时机，索取或者收受巨额贿赂。

“尽管‘影子公司’表现形态多样，但其实质是政商‘勾肩搭背’，利用职务便利经商谋利。”天津市纪委监委案件监督管理室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然而“影子公司”又不同于简单的违规经商办企业。

利用“影子公司”谋利有四个显著特点：一是领导干部滥用职权或者影响力招揽业务、募集资金，腐败范围与权力边界高度重合。二是有别于请托等“一事一结”的权钱交易行为，领导干部与“影子公司”的交易合作长期存在，利益输送链较为稳定。三是领导干部往往通过收受干股、隐名入股、背后操纵等方式加入，形式隐蔽，依附关系极难被发现。四是“影子公司”复杂多样，既有“家庭式经营”，也有“权力掮客”代为管理的模式。

值得警惕的是，“影子公司”往往通过不正当竞争，干扰正常经济秩序，极容易形成腐败团伙，破坏政治生态，影响十分恶劣。

利益勾连导致隐蔽性强

在天津市纪委监委案件监督管理室副主任孙士健看来，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党性缺失，权力观异化，既想当官又想发财，把权力当成自家谋利的工具，“打工意识”慢慢替代了公仆意识，“市场规则”悄悄取代了党性原则，是“影子公司”存在的根源。

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包立杰就是典型。包立杰利用职务便利长期帮助特定关系人获取贷款、推动业务合作。尽管某公司深陷借款纠纷，但为了一己私利，包立杰依然豪掷巨资抱薪救火，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风险。

“随着和一些民营企业老板越来越熟悉，认为彼此信任，保险系数也很高。”包立杰在忏悔书中道出了“影子公司”的生存土壤——领导干部、企业老板、亲属朋友、权力掮客等人构建起利益联盟，形成利益共同体。领导干部在幕后指点江山，企业老板、权力掮客冲锋在前，以“借照经营、挂靠施工”等方式进行生存经营活动。

利益捆绑之下，个别领导干部和企业老板等往往形成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不少落马官员甚至放心地将所获房产、股权等大额财物交由商人“朋友”保管和代持，妄想通过无痕操作逃脱法律制裁。

在利益诱惑下，一旦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不到位，用权任性、无所顾忌就成为必然。在担任天津钢管集团公司和渤海钢铁集团公司总经理期间，严泽生与下属公司员工相互勾结，垄断供货业务。“因日常监督不够有力，导致权力行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得不到及时提醒和纠正。”参与案件查办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这起典型案件中，普通党员干部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被搁置，致使“三重一大”决策制度执行不严格，民主集中制流于形式。

“影子公司”本身还有极强的隐蔽性。多名调查人员向记者介绍，现实中诸多“影子公司”都是依法注册的公司法人，具有合法外表，进行利益输送时也会通过“合规”包装进行掩盖，仅从客观书证材料较难发现问题，往往在调查其他事实时才将“影子公司”等问题牵出。此外，党员领导干部与其背后的“影子公司”存在长期合作关系，双方更易形成攻守同盟，给审查调查工作设置障碍，加大了案件突破的难度。

深挖细查铲除病灶

去年下半年，天津市纪委监委打响了一场“影子公司”专项治理攻坚战。各地区各单位紧盯领导干部及其亲属和特定关系人，聚焦审批监管、大宗采购、房地产开发、工程招投标、公共财政支出等10项重点问题，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特点和实际，细化完善治理内容，期间共组织3万余名处级以上干部及相关人员开展自查自纠，处置问题线索564件，30名领导干部主动说明问题。

“既坚持从严要求、严肃处理，又把握运用政策、做到实事求是，精准运用‘四种形态’，发挥查办案件最大效果。”天津市纪委监委案件监督管理室有关负责人介绍，专项治理期间共约谈提醒17人，批评教育14人，诫勉谈话10人，做到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对64名严重违纪违法者，严肃依规依纪依法查处，在全市范围内形成强大震慑。

此次专项治理发现，“影子公司”易藏身于招标投标、工程建设、园林绿化、政府采购等重点领域，违纪违法人员也多为掌握实权的领导干部。因此，在监督过程中，要盯住重点领域和“关键少数”，增强甄别能力，提高对“影子公司”的判断，将企业经营与权力因素相结合考量，对经营者与党员干部之间的密切关系增强警觉性，将监督做细做实、监管严密有力。

为促进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天津制定《关于进一步规范市管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的规定（试行）》，从严管好“关键少数”，明确要求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以委托代持、隐名投资等方式规避规定。

“影子公司”涉及面较广，需要进一步健全制度机制、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天津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应结合典型问题及政治生态情况查找监管漏洞，对现有制度机制进行审查、评估和清理，及时修订完善，形成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的长效机制。健全领导干部亲属及特定关系人经商办企业登记报告制度，引导领导干部自觉把权力在阳光下“晒一晒、晾一晾”，防止权力背后滋生“影子”，扫除附着在其背后的“黑手”。

该负责人建议，在招标投标、项目审批程序上，要做到公正透明，着力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对财政大额资金、专项资金的使用，要通过健全民主决策机制，严禁独断专行一言堂，解决权力过于集中、决策机制不够健全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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